政治操控下的新闻事件 ——以1940年《大公报》披露日汪密约为例

　　【英文标题】The News Events Behind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With the Revelation of Japanese Secret Deal with Wang Jingwei as a Case

　　【作者简介】刘宪阁，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新闻史论著往往将1940年《大公报》披露日汪密约看作是一个单纯的新闻事件。而最近披露的材料则表明，其背后实际上有一系列精心的政治操控。在抗战期间的大公报历史中，像这样有政治操控背景的新闻事件还有多起。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民营媒体《大公报》如何成为中国战时对外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窗口，即便对今天也很有参考价值。

　　The revelation of Japan's secret deal with Wang Jingwei by Takungpao in 1940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only a news event. However, we find recently that there are many deliberate political operations behi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ot news, which was not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Takungpao during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This shows how the private media Takungpao during the War became a window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still has referential importance today.

　　【关 键 词】张季鸾 大公报 日汪密约 政治操控 Chang Chiluan/Takungpao/Japan's Secret Deal with Wang Jingwei/Political Operations

　　在现代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张季鸾、《大公报》近年来为新闻学界、业界和社会上不少人所津津乐道。特别是像1940年初披露日汪密约这样的事，更是为许多论者所啧啧称赞。①惟仔细品读，除了曾参与其事的徐铸成在几处略带演义笔法的有关忆述外[1]，当事人对密约披露的具体经过则大多语焉不详。③不少作品尤其新闻史论著即便提及此事，往往将之描绘成一个单纯的新闻事件。[2]其实，各种相关材料特别是最近披露的一些材料足以表明：《大公报》揭载日汪密约这件事决非这么简单。其背后隐藏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实施过程，特别是精心的政治操控。③本文将据有关材料，对此进行初步阐释。

　　一

　　按国民党的战时新闻体制和宣传政策，像披露日汪密约这么重大的事本来应该由党报如《中央日报》来发表，好像才更为合适。不过由于国民党的战时新闻控制，许多驻重庆的外国记者都痛感《中央日报》没有新闻自由，完全是机关报，对其所发消息和言论自然也不愿重视。反之，《大公报》在这些外国记者眼中，倒是颇有分量。[3]多半因此，1940年前后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一个政策，即“培养《大公报》，使其成为舆论权威，于是决定了党报不争新闻的宣传方针”。所以，张季鸾和《大公报》能够抢到披露日汪密约这样的独家新闻，实为国民党上述宣传政策背景下的产物。[4]老报人王新命的这一家之言，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也未触及此事的真正症结。关键是，《大公报》凭什么就可以被选中首先披露日汪密约？除了《大公报》自身的优势，如通过言论报道方面的长期努力而在读者中赢得一定的信誉等因素之外，也涉及其主持人张季鸾等与蒋介石的关系。

　　张季鸾等《大公报》主持者与蒋介石的具体关系，还有待于更多史料如日记、函电等确证。不过从笔者目前所见的部分史料看，张与蒋大概在1934年前后就因为讨论宪法草案等问题而开始熟悉和交往起来。④而《大公报》的另一要角吴鼎昌，与蒋的接触还要更早。⑤三驾马车中的胡政之，对吴、张二人接近蒋介石和国民党一度不以为然⑥，但后来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特别是张季鸾去世后，出于维持报纸的生存等考虑，也默认了与蒋介石及其政权的这种暧昧关系。总体来看，1935年以后，尤其《大公报》南迁上海以后，吴、胡、张等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其典型者如西安事变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等著名言论，隐约可以看到包括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张氏多年好友的陈布雷等在内的不少南京要员的影子[5]。七七事变⑦后，每逢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如九国公约会议、陶德曼调停、南京沦陷等前后，张季鸾和《大公报》的表现就更是如此。[6]可以说，从抗战爆发起，张和这份报纸就不时地扮演着蒋介石、国民党对外政策发言人的角色。反过来，各国如英美苏法，包括日本也非常重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通过张氏与《大公报》发出的这些声音。⑧

　　同样，在汪精卫问题上也是如此。1938年12月18日，汪先是潜离重庆，随即又出走河内。23日，蒋介石授意中央社发布消息，称汪此行完全是私人养病性质，不涉及政治和外交。[7]在张季鸾主持下，《大公报》24日也发表了类似消息和短评。[8]为避免汪精卫出走在海外造成更多不良影响，在蒋介石安排下，张飞往香港，主持舆论。27日，蒋致电时已在港的张季鸾，希望对香港相关各报注意善加运用，“以期言论不致纷歧复杂”。特别是有关汪的舆论，“应稍微宽容，以为斡旋转圜留有余地”。蒋并让张本着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汪万一失足之憾，“但不可出于攻击语调”。大概因为行前对张有所交待，他特别强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9]。28日，张安排香港《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就颇能代表重庆方面当时的意图。[10]其文称汪之进退，与社会上所传的对日和战问题无关。并强调中国现在对日只有如何支持抗战、求取胜利的问题，而没有妥协可言。张季鸾劝汪等自重，不要令亲者痛、仇者快。[11]

　　汪精卫显然没听进蒋介石通过张季鸾在《大公报》发出的这些劝告，还发表了所谓艳电。张随后安排《大公报》发表社评：《汪兆铭违法乱纪案》。他说，此事极可痛，而亦可喜。可痛的是，在如此紧急的抗战关头，以汪氏这样有历史、有地位的人，竟有这样的举动；可喜的是，此事是在敌人野心毕露、国策人心均极坚定之时爆发，不致撼动大局。张季鸾强调，汪氏中途脱离抗战营垒，在客观上毋宁收澄清内部之效。非但不影响抗战，且于大局前途有利。他鼓舞大家继续抗战到底。[12]无独有偶，蒋介石12月31日的日记就提到，汪氏出逃也有好的一面：“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13]两相对照，很难说张的论调与蒋的指示没有关系。

　　按照蒋介石的有关指示，张季鸾一再通过《大公报》，试图淡化汪精卫事件对抗战的影响，并多次揭露汪的卖国活动。譬如1939年3月河内刺杀事件发生后，汪发表了《举一个例》。随后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接到香港情报员王道源寄回的情报，其中有所谓汪——平沼协定全文。龚德柏判断此情报不确实，“完全是捏造”。惟该所主持人王芃生仍将此致送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阅后，考虑到有宣传价值，即交由张季鸾酌处。[14]其实从3月底开始，张就陆续注意到高宗武、周佛海有东渡日本的消息。[15]当时他就担心其中有什么阴谋，特别是汪精卫会对抗战有什么不利举动，故一再以上海、香港电讯的形式披露报端，希望引起注意。接到蒋介石转来的前述情报后，他非常重视，遂安排重庆《大公报》4月5日在要闻版头条以上海特讯的形式，披露了此事。标题为：《汪精卫通敌卖国为敌策划企图颠覆国民政府　骇人听闻之所谓汪平沼协定》，同时配发社评《汪精卫的大阴谋》，严厉批评所谓汪——平沼协定，“真是丧心病狂到极点”。其文称：

　　汪精卫竟替暴日划策，唆使敌人进攻西安、南宁、南昌、长沙、襄樊、宜昌，然后各路入川，以期中央突破。汪更对敌人买空卖空，说他能发动二十师以上的兵力，自任策动倒蒋反共的战事，要求暴日月给活动费二百万，并已两次拿到共四百万。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汪自任总裁。最后汪至南京组织政府，而自任傀儡。请问这是主和吗？乃是降敌卖国的大阴谋！[16]

　　同日，路透社据此发出消息。9日，汪精卫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所谓借款和协定纯属“重庆方面应有之宣传”。至于《大公报》，“久为政府中个人之机关，失却报纸应有之职责”。汪还重申其三点和平主张。[17]胡兰成也随即发表文章，替汪及其和平主张辩护，并指责《大公报》此种消息和宣传，是有计划的构陷。[18]10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短评《抵赖不了》，内称高宗武往来东京，尽人皆知；然则高为何人奔走？奔走的什么事？4日的东京谈话，又是什么道理呢？[19]

　　在通过张季鸾和《大公报》发起对汪精卫的舆论攻势的同时，蒋介石也草拟《驳汪言要点》，指斥汪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构成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更是罪无可恕。这个责难，与《大公报》10日短评所言是一致的，足显张之相关言论的后面，可能确有蒋的背景。4月11日，在张季鸾安排下，香港《大公报》刊载了这篇文章。有读者认为，此实为痛下针砭之警论：《举一个例》与其说是汪精卫的辩白，毋宁是预先替自己做下墓志铭。[20]

　　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任何“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也不能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张季鸾和报社同仁以为，这有力斥责了汪精卫的投降理论，粉碎了一切通敌卖国的奸谋。号召国人不受汪伪鼓惑，在抗战大纛之下，抗战到底！[21]

　　张季鸾和蒋介石一再苦口婆心，甚至疾言厉色，试图劝服汪精卫不要跟日本人合作，以免破坏抗战大局。但汪在卖国道路上，则越走越远。3月底，汪离开河内，奔赴上海；5月，又飞赴东京。最终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张、蒋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后来了解到日汪密约的真相后，蒋介石决定，通过张季鸾主持的香港《大公报》，披露此事。张随即赴港负责具体安排，这是他和《大公报》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屈辱求和的又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