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族主义：张季鸾新闻思想另一种解读路径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7 点击次数：160
张季鸾新闻思想以民族主义为办报的最高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民族救亡的具体途径，以法律为统一基础。因此，其新闻思想实质是自由民族主义。这种自由民族主义在办报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成熟形式就是“小骂大帮忙”，在当下的中国，这种策略依然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张季鸾；自由民族主义；小骂大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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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季鸾新闻思想以民族主义为办报的最高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民族救亡的具体途径，以法律为统一基础。因此，其新闻思想实质是自由民族主义。这种自由民族主义在办报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成熟形式就是“小骂大帮忙”，在当下的中国，这种策略依然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 键 词：张季鸾；自由民族主义；小骂大帮忙
作者简介：阳海洪(1969-)，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生前以手中笔名动南北，死后也极尽哀荣，赢得了一个报人的最高荣誉，但仔细追踪其办报经历，梳理其办报思想，我们发现期间存在着矛盾与歧义之处。如何来评价这种矛盾性，在这种矛盾性中潜藏着怎样的思想史轨迹，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讨论。
张季鸾新闻思想的矛盾性
张季鸾新闻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在如下方面：在新闻自由上，是“自由”还是“统制”；在媒介属性上，媒介是“独立的言论机关”还是“公共的宣传机关”；在新闻伦理上，记者是“忠于职业”还是“忠于国家”。 ［1］
1.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言论统制”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季鸾就立志以记者为业，并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方可尽记者之责与取信于人。［2］在《抗战与报人》中，张季鸾指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3］因此，如果报纸完全是为政府作宣传，于国于民于报都不利，会带来许多弊端。特别是中国面临抗战关头，需要团结一心，共御外侮，而团结必须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假令一般知识界人欲言不得言，欲知者不得知，其感想如何，恐去团结之阶段远矣。” ［4］因此，报纸必须以言论自由为安身立命之本，“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 ［5］
张季鸾倡导言论自由，但他也认识到，自由权与责任感如硬币的两面，“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 ［6］在国难关头，报纸负严重责任，要发表“诚心为国之言论”。报人要牺牲媒介的自由权，听政府之统制使用，接受国民党宣传部的领导和政府的新闻检查，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影响政局，并且坦承《大公报》无论“在汉在渝，都衷心欢迎检查，因为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之故。” ［7］
2.媒介属性：“独立言论机关”与“公共宣传机关”
自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出发，张季鸾以自己的办报实践深刻地体察到言论独立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的，报业应是“一经济独立的言论机关”，［8］在为《新闻报》30年所写的纪念词中，他对《新闻报》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的办报路线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且将之作为复活《大公报》的办报指南，予以反复强调，终身以之。“自英君敛之创刊，以至同人接办，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9］以经济独立为立报之本，才能不受外部势力的干预，方能“言论独立，良心泰然。”［10］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失，这使张季鸾更加深刻地感到了私人事业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认为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面临抗战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报纸应该要强化国家意识。“一切私人事业，精神上都应认为国家所有。换句话说，就是一切的事业都应当贡献国家，听其征发使用，各业皆然，报纸岂容例外。”［11］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张季鸾认为，报业“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舆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国家作战，必需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本是向公众宣传的，当然义不容辞地要接受这个任务，”［12］以助成抗战胜利。
3.新闻伦理：“忠于职业”与“忠于国家”
张季鸾崇信英美自由主义新闻理想，信仰言论自由和职业独立，记者在采访中应立于客观立场，一切以新闻价值为标准。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复活《大公报》时所提出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中得到了集中表现。在张季鸾看来，这“四不主义”应是新闻记者所应坚守的职业操守和必备精神。
抗战爆发后，张季鸾认为，记者要与前线将士一样坚守岗位，要“忠纪律，守统制，时刻本着抗战建国纲领工作”。［13］对于战地记者，他更是反复强调，记者要认识到发表新闻的性质、范围与程度，以有利于民族抗战为最终目的。在张季鸾看来，记者仅对自己的职业尽责是不够的，他应该将个人事业与民族利益、国家前途融合在一起，视尽忠国家为新闻记者的最高伦理，要“贡献这一支笔，听国家作有效的使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