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目标下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 ——戊戌后梁启超的“政本之本”观点探析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7 点击次数：230
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立宪目标下广泛吸收西学新知，对报刊与政府、国民的关系进行深入审察，提出了“政本之本”的报刊角色设想，强调报刊代表“公益”以为公言，成为政府行为指导者的地位。这一精英主义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具有鲜明的西方近代学理底蕴，标志着国人论报话语近代化的实现，是改良派立宪主张和方略在报刊活动领域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并在近代国人的报刊思索和实践中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戊戌变法;梁启超;立宪目标;报刊角色;政本之本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Envisage of Political Role of Newspaper in the Aim of Constitutionalism:Opinion Analysis of "Political Capital" of Liang Qichao after Hundred Days Reform
【作者简介】李滨，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内容提要】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立宪目标下广泛吸收西学新知，对报刊与政府、国民的关系进行深入审察，提出了“政本之本”的报刊角色设想，强调报刊代表“公益”以为公言，成为政府行为指导者的地位。这一精英主义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具有鲜明的西方近代学理底蕴，标志着国人论报话语近代化的实现，是改良派立宪主张和方略在报刊活动领域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并在近代国人的报刊思索和实践中具有重要影响。
【关 键 词】戊戌变法 梁启超 立宪目标 报刊角色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报刊成为了他们参与和影响政治运动的主要手段。在立宪政治的目标和视野下，在与政府、国民的关系上报刊如何为之?何以可为?从改良的政治立场来说，他们必须说服和影响国内的政治力量，以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为此必须建设相应的立宪政治理论体系和推进策略，而他们所凭藉的报刊活动在立宪政治中的生存根据和办报方向也必须运用近代学理加以论证。戊戌后，梁启超运用近代西方学理深入审察报刊与政府、国民的关系，彻底摆脱了“君臣之伦”的报刊论述框架，阐述了立宪目标下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提出了“政本之本”的观点。梁启超的这一观点的提出，将国人对报刊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对此后中国报刊的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论报背景：致力君宪与学理积淀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此后，改良派主办的学会、学堂全毁，维新报刊“亦如西山残阳，倏忽匿影，风吹落叶，余片无存”①。然而在晚清特殊的中外政治格局下，慈禧能扼杀新法，却无法阻挡改良思潮的继续传播。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久就在海外的日本甚至国内的上海等地重建了自己的宣传阵地。
戊戌后列强的侵略有增无减，《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趋深重。“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亡，思有以挽回补救之策。”②1899年夏，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第一个保皇会组织，不久保皇会的活动即遍布海外。1900年前后，改良派在海外创办和控制了30多家报刊，在美洲、澳洲、东南亚等地皆有分布。1900年以后，改良派在国内也有办报活动。一些与康、梁有很深渊源的知识分子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报刊，如《外交报》、《选报》、《岭海报》等。1904年，狄楚青奉康有为之命，在上海创办《时报》。在香港，保皇会1903年创办了《实报》，1904年创办了《商报》。在澳门，除1897年创刊的《知新报》外，1899年又有《澳报》、《濠境报》等报刊创办。戊戌后，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尤以梁启超最为重要。戊戌之后，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开创了其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③尤其是在《清议报》以及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时期，他更被人推许为当时“言论界的骄子”，认为其“握言论运动界的牛耳”④。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开始了所谓“新政”，迫于形势，推动了涉及广泛领域的变革计划。1905年，受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刺激，全国要求实行立宪政体的声浪高涨，立宪改革有所进展。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暂停了《新民丛报》的发行，决定成立立宪团体——政闻社，来推动立宪运动。清廷对立宪改革并无诚意，歧视汉人、无能的满族领导也使改革没有效率，并最终形成“皇族内阁”。然而清政府的改革姿态又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们对宪政的探讨。《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先后创办了《政论》(政闻社机关报)和《国风报》等，积极鼓吹立宪。
既然以立宪为目标，则改良派的报刊在与政府、民众的关系上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合乎其立宪政治的理论与策略。戊戌之前，国人在对待报刊与政府的关系上大都谨守“君臣之伦”的话语秩序。如王韬即以为：“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⑤在王韬看来，以当政者言之，报刊是“博采舆论”的工具；以办报者言之，报刊是建言陈情的平台。再如康有为：“查报馆之义，原于古之陈诗，古者太师乘輶轩采诗万国，以观民风。胪列国之政，达小民之隐，改设宫督报，实为三代盛制。冯桂芬《校邠录抗议》即有请复陈诗之议。”⑥康有为的观点与王韬是十分接近的。即便是思想超前的郑观应，将报刊视之为“泰西民政之枢纽”⑦，在直接描述报刊的时候，也未免有“谤木”、“谏鼓”之类的传统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中所提出的“民史”、“民口”说反映了他对国民主体地位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摈弃了“君臣之伦”的秩序限制。但是对报刊与政府的关系，谭嗣同并没有明确阐述。同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论述方面则是“未敢倡言”⑧，仅仅主要就报刊的“耳目喉舌”作用做出阐述，在报刊政治角色的定位上未见其有民权思想的鲜明表露。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大进，这对其报刊论述产生了深刻影响。加之海外无所禁忌的环境，梁启超一扫“未敢倡言”的心理顾忌，对报刊与政府、国民的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设想，从而使近代国人的新闻学思索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戊戌之前，梁启超所读西书，较有影响者主要是他编辑的《西政丛书》中所搜集的著作，而与李提摩太的交往也使他能够获得一些西学知识。但总体上其西知来源十分有限。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与西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这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进一步的飞跃：“戊戌九月至日本……自此居东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⑨梁启超最初接触的是为数众多的日文西学书籍，流亡日久，更对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等做了深入研读。他先后写作过《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培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读之可见其西学之精进。张灏先生就分析过流亡日本后梁启超所使用的“新民”概念在内涵上的变化，认为需要以“新的公民”这一新的概念来表达梁启超所用的“新民”一词的含义。⑩
梁启超根据其所掌握的西学新知，提出和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主要有：国民与奴隶；朝廷与国家；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等。梁对这些概念的阐发，强调的是自由和民权，直接否定君主专制，闪耀着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张朋园先生综述了梁启超思想的总体变化：“二十九岁以后的梁任公，又集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于一身，他肩负起开民智的责任，促使国人觉悟，恢复自由的思想，‘自由乃天赋，非他人可随意得而剥夺，也决不可随意而放弃。’国人必须有权利，国家乃众人的国家，决非一二专制民贼的国家。自此任公的思想成了定向的发展，言论始终不离进化、自由、民权之义。”(11)梁启超思想的这种变化，更使其报刊论述具有了深厚的西方近代政治学学养和思想底蕴。同时梁启超对西方近代新闻理论和实践也有较为广泛的吸收和了解。其中又尤以卢梭和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影响最为显著。
西学知识的广泛吸取，使戊戌后梁启超的报刊论述具有了充沛的近代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在海外自由的言论环境下，梁畅所欲言，融合西方近代学理重建报刊与政府的关系，在勾勒立宪政治图景的同时也在描绘着立宪目标下的报刊面貌，与梁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改良派其他报人的报刊活动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