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平到成舍我：一项心理传记的研究
发布时间：2020-08-12 15:43:36 点击次数：398
本文采用心理传记的研究方法，对报业家成舍我在青年时代经历的认同危机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从1918年以旁听生身份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到1930年以著名报人身份出国考察，青年成舍我（也即成平）在心理上经历了认同危机与重建。
关键词：成平;成舍我;心理传记;认同危机;重建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From Cheng Ping to Cheng Shewo: A psychobiography
【作者简介】陈继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心理传记的研究方法，对报业家成舍我在青年时代经历的认同危机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从1918年以旁听生身份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到1930年以著名报人身份出国考察，青年成舍我（也即成平）在心理上经历了认同危机与重建。
【关 键 词】成平 成舍我 心理传记 认同危机 重建
一、序论
本文旨在对报业家成舍我做心理传记式的考察，其必要性源自新闻从业者常需面对的职业伦理问题。这是因为，被多数人不过视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对少数人（往往是本行业的杰出者）而言却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即使遭遇各种压力与挑战均可矢志不渝。某些被普遍认为“崇高”的职业尤其如此，新闻业即是其中之一。在任何社会中，新闻从业者的理想总要遭遇来自权力或商业的各种挑战。为此，大学新闻院系、记者团体等通过灌输职业理想、制定行业规范等方式，从技术上、道德上帮助从业者化解上述问题。尽管如此，集体认同的建构并不能完全代替个体的自我拷问。少数以新闻业为终身志业的青年，仍需独自经历比其他人更久、更明显的认同危机。而青年若能围绕这一志业建构新的自我认同，将自我实现与新闻业的发展相联系，便能成为本行业的杰出者，并推动社会进步。
成舍我便是很好的例子。本文认为，从1918年就读北京大学文学院到1930年出国考察各国报业时期，成舍我经历了重大而不易察觉的认同危机。依靠史料提供的蛛丝马迹，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心理传记，以解释成舍我在办报、兴学、问政诸方面所表现的统一性（integrity）：即对报业家的自我认同。为讨论方便，本文将以“成平”称呼青年时代的成舍我，以与其成年阶段相区别。
（一）文献综述
新闻史学界对成舍我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其个人文集整理初具规模，[1]年谱简编提供了生平事迹基本线索，[2]友人回忆与纪念文章也在其八十寿辰、百年诞辰之际大量涌现。[3]然而以回忆和纪念文章为主的史料，很难达至深入的研究。
较系统地对成舍我一生进行完整研究的著作，当属马之骕先生的《新闻界三老兵》[4]，与方汉奇教授的《一代报人成舍我》[5]。马之骕先生围绕办报、兴学、问政活动对成舍我进行了系统访谈，许多表述很可能是成舍我本人原话，为心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方汉奇教授则将成舍我在近代新闻史上的贡献定为五项“之最”：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的人；参与和创办新闻媒体最多的人；为了办报遭受挫折最多的人；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创办人和旧中国时期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分别是：上海《立报》20万份，北平《世界日报》3.5万份）创办人；中国历史上培养学生最多的新闻教育机构的创办人。同[5]
上述评价和定位成为此后成舍我研究普遍采纳的框架。成舍我的小型报经验[6]与新闻教育实践[7]尤其成为个案研究热点，但结论大都落脚于五项“之最”，似无其他创见。
然而，上述研究鲜少探讨成舍我的内心世界。张育仁教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将成舍我视作“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林白水、邵飘萍等“自由主义烈士”的后继人，并将其1949年前的办报事业视为自由主义“狂想”破灭的“悲剧”。[8]程丽红教授的研究异曲同工。她从民国报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切入，试图追问成舍我是文人还是资本家，并将这一拷问看作近代报人共同面对的挣扎。[9]二者结论均可商榷，但已将成舍我研究转向其内心世界。
为继续推进讨论，不妨提出如下问题。首先，在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致台湾报禁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成舍我遭遇的办报困难堪称罕见。在政局动荡的年代，办报不仅不是可靠的生财之道，更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其次，近代报业出现以来，杰出报人不计其数，以报业为终身志业者亦为数不少。但终其一生坚持独立办报且又卓有成就者，则少之又少。最后，成舍我与清末以来依托报纸论政的文人传统有相当的疏离，更努力与20世纪40-80年代主导两岸的党报传统划清界限。将其视作挣扎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人，或是狂热的自由主义者，似均与事实不符。作为办报最多、培养新闻人才最多的报业家，成舍我是否具有坚持一生的认同？如果有，又是如何建构的？
（二）研究方法
认同危机理论最早由美国心理史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他认为，成熟人格是个人能力与机遇的结合，也受制于成长中先天无意识与代际互动造成的社会条件。而在成熟人格形成前，人必然经历认同危机。为了克服危机，青年必须以一种新的社会角色为重心达成行之有效的统一感，才能获得第二次生命。换句话说，人必须在对自己的评价与对别人的判断和期望间找到有意义的相同点。[10]研究揭示，众多伟人（未必是好人）如甘地、路德、希特勒、达芬奇等，似乎都能顽固坚持某种志向，不为社会剧变所动。而这种经由直面自我、反思社会而重建的统一性，往往与早年经历有关。①中国伟人一无例外，“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均被认为有“童年丧父”的相似经历。[11]而这些人正是成舍我的同时代人。
成舍我30岁前在参军、办报、求学、做官中选择，30岁后却专心于新闻业再无动摇，其间（14-30岁）行动诸多前后矛盾之处，似乎是经历认同危机的表现：少年立志从军革命，成年后却以报纸反抗军阀与强权；青年时以旁听身份破格进入北京大学，醉心于译著编评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小将，不久却与共产主义小组的新青年分道扬镳；而立之年因思父心切而放弃英伦求学，不久却追念先父遗训将办报作为终生理想。可以说，成平的前程充满各种可能性，成舍我则是一个内外统一的报业家。从成平到成舍我的变化，也许正是认同危机与重建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