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亚平：“报业之父”王韬职业认同探析

　　【英文标题】On Wang Tao'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s a Journalism Practitioner

　　【作者简介】樊亚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提要】作为国人自办报刊的拓荒者，王韬对中国近代报业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历史贡献和一个人对其职业的认同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过去对王韬办报活动与报刊思想的研究，多未注意这个问题，惯以历史贡献代替了王韬对报刊之认同。这种情况遮蔽了人们对王韬办报的内在心路与实际心理的认识，进而遮蔽了真正的历史。为此，本文特引入“职业认同”视角，试图对王韬研究中的这一缺憾进行力所能及的弥补。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e last 30 years, but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news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 occupational soul of 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can hardly be seen. Such researches make u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real "men" and real "journalist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Wang Tao's occupational soul as a Chinese journalism Practitioner from the angl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in order to enter the recess of his occup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erceive his occupational motives, emotion, cognition, attitudes, values as well as his identity crisis.

　　【关 键 词】拓荒者 王韬 职业认同 认同危机 Pioneer/Wang Tao/Occupational Identity/Identity Crisis

　　王韬在近代报刊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现有新闻史著作无不给予王韬以最充分的评价与肯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赞誉很高，对其进行的专门研究却十分不足。除了通史和近现代报人研究方面的著作中包含与王韬有关的章节外，专门性的研究论文只有二十余篇①，且多为建立在表面材料基础上的宏大概括与归纳，较具价值者不过寥寥数篇。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与整个新闻史人物研究的普遍取向一样，又多着力于对其办报活动、办报思想、历史贡献等的介绍、概括与评价层面。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难以感知王韬对其办报职业的内心体认，难以感受到其职业心灵中的内在脉动。我们看似对其报刊思想、活动，对其所说的话、所办的报，了如指掌，实际上却并不了解他，我们不知道他何以会说那样的话，何以会办那样的报刊，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办报职业到底如何认知，不知道他选择办报职业背后到底潜蕴着什么样的无奈与苦衷，不知道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办报职业究竟是否认同。

　　基于此，本文引入“职业认同”视角，试图对王韬涉足报刊职业的内在心路进行探察，对其职业动机、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职业身份认知乃至认同方面存在着的困惑与张力进行呈现，以弥补新闻史领域在王韬职业心灵研究方面的不足，同时，也藉此透视整个国人自办报刊的拓荒者群体对报刊职业的整体认同状况及心态。

　　对“职业认同”的涵义、考量指标和将其引入新闻史人物研究的具体思路与方法，笔者在《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一文[1]中已有阐述，本文拟直接采用该文已述思路，对王韬从事报刊职业的认同状况进行探察。

　　一、从业缘起与动机

　　从业缘起与动机是把握一个人职业认同的基础。王韬是缘何而投身报业的呢？林语堂在其《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曾说，“是命运把王韬引入了记者的生涯”[2]。林氏虽未说明是什么样的命运将王韬引入了记者生涯，也未说明命运是如何把王韬引入了记者生涯，但这句话已经向我们表明，王韬进入报纸生涯，包含着不得已而为之和被动接受命运安排之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将王韬引入“记者生涯”的呢？从王韬的人生理想看，他是一个自幼熟读诗书经史、少年时代即已立志“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3]5的具有强烈用世之心的人。然而，命运却没有让他沿着父母、他自身以及当时多数读书人所期望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纵观他办报前的人生旅程，可以发现挫折和打击一次又一次“眷顾”他。

　　第一次人生挫折是科举失意。虽然王韬自云“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4]2，但从他一生中自怨自艾、自伤自哀的源头看，科举不中无疑是他一生难以释怀的打击。科举“一击不中”后，怀着对科举的无限失望和愤激，王韬开始“杜门西影，屏弃帖括，肆力于经史……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而用世”[4]8。

　　然而，第二次打击很快来临：父亲突然去世，江南又遭大水，王韬不得不背负巨大压力，“橐笔沪上”，“傭书西人”，开始了为期13年的“屈身谋食”生活[4]30-31。虽然这种向洋人讨衣食的生涯让自己不齿②，然而，“为衣食计”，他又不能不“屈身”谋之③。“屈身谋食”之同时，王韬抓住各种机会上书当道，寄望于能被某个大吏赏识，以施展抱负，实现用世之志。然而，其条陈却或遭受冷遇，或遭遇“用其言而弃其人”[5]的无奈境况。

　　1862年，王韬遭遇到一生最大的一次挫折。因用世心切却屡遭冷遇，王韬铤而走险上书太平天国。这次“押错了宝”的政治投机行为，直接导致了王韬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变故。他不得已开始为期20余年的流亡生活。虽然从后世视角看，这次祸端是王韬最终成为我国早期著名改良思想家和“报业之父”的契机，但对身处此种横祸中的王韬本人来说，其所带来的打击和痛苦实在是刻骨铭心之至④。

　　流亡生活的前半期，王韬靠协助西人译书讨生活，虽然“笔耕所入，未敷所出”，但毕竟未致冻馁，生计尚有所托。1871年，一直以来赖以托身的英华书院停办，理雅格回国，王韬开始面临生计之虞⑤。他不得不开始考虑自谋生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韬与黄平甫等人从理雅各手中买来英华书院的印刷所，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后又利用印务总局的设备印刷发行了《循环日报》。

　　从王韬的命运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前半生的确充满了各种人生的不幸与无奈，充满了各种“不得已”：不得已放弃科举，不得已傭书西人，不得已流亡香港，不得已自谋生计。而办报正是其命运中的诸多“不得已”连缀而生的一种近乎无奈的结果，并非其主动而积极的职业追求。这也正是林语堂将王涉足“记者生涯”之因归于“命运”之导引的真意之所在。

　　在对王韬办报动机进行研究方面，多数史家仅强调其借报纸进行自强宣传之目的，即所谓“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6]。这种认识无疑未能深入到王韬个人生活情景和内心深处。只要回到王韬个人命运与人生追求的历史情景中去，就会发现，谋生计才是王韬办报的直接目的与动机。这一点，既可从理雅各归国后王韬突然面临的“生活无着”和“别无棲枝”等情况中窥得一二⑥，也可从《循环日报》“以服务商界为重，以营业为先”的“经营方针”[7]118中得到印证。

　　许多学者认为，《循环日报》是一张“以政论为主”的报纸[8]，这个论断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从《循环日报》三部分内容⑦看，其主要定位在于满足“商业社会之需求”[7]118，而非政论。从其不同内容之比重和安排次序看，政论确非其内容之重心。另外，《循环日报》当时的用户多为商业人员，多重视船期、商情等商业信息，对报纸上的新闻和政论不甚关心[9]。这也决定了《循环日报》不可能以政论为主。

　　谋生计是王韬办报的直接动机，也可借台湾学者赖光临的研究作为佐证。赖先生研究王韬涉足办报生涯的动机时曾总结出了三条动机，“维生计”正是被其强调得最充分的一条。当然，赖氏也承认“谋自强”是王韬办报的目的之一，但他仅仅将“谋自强”列于王韬多样性办报动机中的末席[7]117-122。

　　赖氏总结的王韬办报的第二条动机是“求自见”。从王韬涉报之前的人生追求看，这一总结无疑是准确的，是符合王韬涉报时的真实情况的。王韬是一个极度好尚名利之人。他曾自言，人生最怕的就是一辈子湮没无闻[4]8，名不挂于贤士之口，声不闻于庙堂之上，“徒为盛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4]5。亡命香港后他精神极度痛苦，情绪极其低落，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认为自己从此将变成“弃物”和“废民”，无疑是他极度痛苦的最深层原因。好名自见之心强烈，从王韬书信等文字中随处可见的露才扬己甚或自我吹嘘之文字中亦可感知，如以孔子自许、以魏默深自许、以蒲松龄自许等。这一切均显示出王韬对名利的极度好尚。

　　纵观王韬一生，可以发现，境遇越坎坷，其好名之心越强烈！尤其是在他“获罪名教”、含羞遁港期间，因自悔“一端不谨，万事瓦裂”，因此愈发期望能通过某种方式“以盖前衍”，而对他来说，能想到的方式只能是“留意著述，思以空文自见”[10]。虽然王韬最看重的“空文自见”形式是传统著书，但考虑到书籍刊印耗资甚多，而自己当时最紧要的是解决生计，然后才是扬名自见，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创办报纸，也就成为他必然做出的虽不算很理想但毕竟可以既满足生计又多少可以藉此自见的选择了。⑧

　　谋生计，求自见，外加历来强调的自强宣传诉求，这一切构成王韬多样化办报动机中的三极。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谋生计、求自见，还是自强宣传，若放在王韬个人命运与人生追求的具体情景中来考察，均不能使其涉足办报这一选择中的情非得已之性质和意味有较大程度的消解。而只要办报对他来说属于情非得已，说他对办报有认同，显然太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