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名”之变：启蒙视域下秋瑾的新闻观念与《中国女报》创办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6 点击次数：174
近代女性文化转型与报刊等文化建制构成联动关系。清末精英女性秋瑾从传统才女的自我期许转向男女平权的现代意识，近代报刊扮演重要角色。基于对“英雄独立”“名望”的渴望，秋瑾在“家庭革命”、“政治革命”的社会运动中颇具媒介运作意识和能力。救亡图存语境下，秋瑾坚持以白话文作为媒介书写方式多出于“启蒙”的功利性考量，书写者本身对白话语体的认同度值得思量，这展现了近代社会对传统“才女”诗、文之才的重构。而秋瑾为办《中国女报》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艰难运作，实为近代女报普遍困境的反映，显示了近代社会为精英女性追逐名望、实现才能所提供的空间及其限度。
关键词：秋瑾;《中国女报》;名望;启蒙;女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朋，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教师（淮南 232038）。
【内容提要】近代女性文化转型与报刊等文化建制构成联动关系。清末精英女性秋瑾从传统才女的自我期许转向男女平权的现代意识，近代报刊扮演重要角色。基于对“英雄独立”“名望”的渴望，秋瑾在“家庭革命”、“政治革命”的社会运动中颇具媒介运作意识和能力。救亡图存语境下，秋瑾坚持以白话文作为媒介书写方式多出于“启蒙”的功利性考量，书写者本身对白话语体的认同度值得思量，这展现了近代社会对传统“才女”诗、文之才的重构。而秋瑾为办《中国女报》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艰难运作，实为近代女报普遍困境的反映，显示了近代社会为精英女性追逐名望、实现才能所提供的空间及其限度。
【关 键 词】秋瑾；《中国女报》；名望；启蒙；女才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07年初，秋瑾主持创办的《中国女报》在上海问世。虽然仅出版两期，但该刊在中国女报史乃至近代女性史的书写中占有一定位置，方汉奇先生称：“《中国女报》是继《女子世界》以后，国内出版的又一份有强烈影响的革命妇女报纸”[1]，近年来出版的近代女性史著作涉及秋瑾的几乎无一例外要论及这份短命报纸。从思想传播、舆论动员的维度看，出版两期的报纸很难谈得上社会影响，《中国女报》在历史书写中反复呈现很大程度上因应了秋瑾的历史地位。但若从知识女性与近代媒介的互动关系而言，秋瑾的媒介观念及《中国女报》的创办为我们探讨近代女性文化转型与报刊等文化建制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一、“成名”与立业：《中国女报》之前秋瑾的社会活动及新闻观念
报刊等近代文化建制与近代女性知识精英的现代自我意识形成、人生志业选择等构成复杂的促动关系。作为清末女性知识精英群体的杰出代表，秋瑾从传统深闺才女向近代革命志士、女性启蒙者的转变，近代报刊实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报刊乃是“通中外、达新知”的重要载体，是诸如秋瑾等知识女性重新认识自我、礼会的重要中介；另一方面，属于“新知”范畴的报刊，本身即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知识女性投身其中，从而在社会启蒙的过程中获取名望、重塑自我身份等。
1903至1904年初，秋瑾旅居北京，此为其人生理想发生转变的关节点，即人生理想的“才子佳人”型向争取男女平权的现代意识之转变[2]。这一转变与秋瑾在京期间和吴芝瑛、服部繁子等中外新知识女性交往有关，亦受其时京城文化氛围的影响，而近代报刊等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中介显然有重要作用。对秋瑾所知甚深的吴芝瑛曾回忆说：“女士居京师有年，痛愤庚子之变，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凡新书新报，靡不披览。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渐深。”[3]1904年春，秋瑾读蔡元培等主编的《警钟日报》，受其震动，写下“感赋”一首：“此钟何为铸？铸以警睡狮。狮魂快归来，来兮来兮莫再迟！我为同胞贺，更为同胞宣祝词。祝此警钟命悠久，贺我同胞得护持。”[4]约同一时期，秋瑾致妹秋珵的信中称：“任公（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一反已往腐儒之气。……此间女胞无不以一读为快。盖为吾女界开模也。”[5]可见，1903年前后，秋瑾以“提倡女学为己任”，而承载新思想、新知识的近代报刊扮演了重要的自我启蒙之中介。
1904年5月，秋瑾摆脱家庭束缚，为考察女学而东渡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的思想和人生志业又有变化：其一，继续坚持男女平权革命，以兴女学、结团体为具体实施举措；其二，与宋教仁、冯自由等交善，思想上从男女平权的“家庭革命”拓展至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此种人生志业选择显示了救亡图存语境下近代精英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而秋瑾内心深处强烈的“成名”渴望则是其以激进的姿态投身社会事业的重要内因。留日期间，兄长秋誉章多次致信秋瑾，讨论家庭事务，兼涉秋瑾与丈夫王廷钧的关系。秋瑾在1905年的一封回信中表示：“呜呼，妹如得佳藕，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公叹。）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6]将自己视作“红颜薄命之遗憾”，而所经意者乃“精进学业”、“出人头地”，可见在秋瑾内心深处仍留存着对才子佳人型人生理想的向往。迫于无奈，秋瑾不得不走向另一条成名之路：“抚心自问，妹亦非下愚者，岂甘与世浮沉，碌碌而终者？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7]至于坚持断绝与王廷钧的关系，秋瑾亦从“声名”的角度考量，同一时期的另一封回信称：“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断不欲此无信义者（据信件上下文，此处指王廷钧——引者注）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耳。”[8]此可见，既然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革命之路，秋瑾更在乎自己的举动对自我新身份、新形象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种对自我名望的渴望以及对新形象的刻意维护，在秋瑾投身社会运动时则表现为对媒介资源、媒介形象的自觉运作意识。据吕碧城回忆，秋瑾曾于留日前拜访吕碧城：“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9]秋瑾因“同号”拜访多是说辞，其时，吕碧城任《大公报》编辑，秋的来访当有借吕碧城所持《大公报》的媒介资源。留日期间，秋瑾与吕碧城书信往来频繁；秋瑾多在书信中表达对女性教育的看法，而《大公报》则选择刊登，代为宣传。先是初到日本的秋瑾在信中汇报留日期间的求学打算，并“望中国女子多到东游学……女子教育需材甚急，我同胞能多一留学生，即他日多一师资”；《大公报》遂即刊发此信，并通过编者按为秋瑾树立个人形象：“浙江秋璿卿女士，号鉴湖女侠，慷慨激昂，不减须眉。素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以振兴女学为栽培人才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由京起程，游学日本。”[10]1904年夏，秋瑾与原《女报》主笔陈撷芬等重兴“共爱会”，欲以团体的力量推动女性留学。是年8月，秋瑾再次致信吕碧城，谓：“（共爱会之宗旨）照拂女学生之来东及入学等事。祈普告同志，倘愿来东留学者，或电达横滨山下町一百五一番地陈撷芬，或东京中涩谷实践女学校秋瑾……”[11]，显然希望吕碧城宣传此事。而吕碧城亦颇为配合，于《大公报》1904年8月26日刊登此信。同时，秋瑾又致信湖南第一女学堂，将“共爱会”章程及创办原委详加说明，并“请推广”。后《女子世界》1905年第1期果在“女学文丛”栏以《留学日本秋女士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刊布主要内容。[12]由此可见，秋瑾在投身社会活动之初，已意识到媒介资源的重要性，而经由媒介的推广，秋瑾的个人形象与社会名望亦逐步建立。
至于报刊等近代传媒究竟在社会启蒙事业中扮演何种角色？涉及秋瑾对报刊功能、报刊性质的认知。1904年9月秋瑾在主编的《白话》杂志中有所论及。1904年7月下旬，留日学生辛汉等组织“演说练习会”，旨在“唤醒国民，开化智识”。“演说练习会”另设《白话》杂志，由秋瑾任主笔，杂志以刊登该会开例会时的演说为主，“凡关于各专门学及新理想议论精确于国内有应（影）响者，其稿交书记录存，以备印刷发行。”[13]是年9月8日，秋瑾在“演说练习会”例会上发表演说。后，演说稿以《演说的好处》为题发表于《白话》创刊号“论说”版；从文章的立意及表述看，颇具《白话》发刊词的性质。秋瑾在该文中已注意从社会启蒙的视角解读其时办报、阅报的功能：
“如今看报的人，可以分做四等：一等就是官场；一等是商家；一等是闲荡的人；一等是平常读书人。读书人看报：亦有爱新议论的；亦有爱顽固议论的。闲荡的人看的报，又与别的不同：不过看些《笑林报》、《花月报》……。商人看报，不过看看报纸的反面：钱米各业的行情，可以用他居奇的方面。那官场看的报更觉可笑：不过看一种《申报》，因为《申报》上都是恭维他们的话……”。[14]
比照秋瑾1907年致陈志群的信中所言，“□□之杂志，直可谓无意识之出版，在东尚不敢方言耶？文明之界中乃出此奴隶卑鄙之报，不足以进化中国女界，实足以闭塞中国女界耳，可胜叹息哉！各处虽不时偶有报纸出现，实一无可取者。”[15]可见，从报刊对“进化中国女界”的高度而言，秋瑾极为看重报刊在女性启蒙事业中的价值；但其对报刊思想、内容有特定的价值取向，休闲小报、商业报刊以及思想陈旧的报纸皆在摈弃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