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6 点击次数：297
《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的历史联系，表现在它通过充分论证洋务变法观的合理性，积极塑造理想化的洋务官员形象，聚合了洋务运动各阶层的力量，扩大洋务运动的社会影响。同时，它对洋务运动存在的弊端和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议，推动了洋务运动向纵深化发展。在充分肯定《万国公报》对洋务运动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宣扬基督教义，维护西方在华利益的立场和目的。
关键词：《万国公报》;洋务运动;影响和评价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路鹏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上海 200241）。
【内容提要】《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的历史联系，表现在它通过充分论证洋务变法观的合理性，积极塑造理想化的洋务官员形象，聚合了洋务运动各阶层的力量，扩大洋务运动的社会影响。同时，它对洋务运动存在的弊端和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议，推动了洋务运动向纵深化发展。在充分肯定《万国公报》对洋务运动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宣扬基督教义，维护西方在华利益的立场和目的。
【关 键 词】《万国公报》；洋务运动；影响和评价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发起一场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编练建设新式海陆军队、创办和发展军民工业企业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国家富强为主要目的近代化运动，史称“洋务运动”。[1]70年代洋务运动达到高潮，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局部地区着实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近代化的气象。恰在此时，创刊于1868年9月的宗教性杂志《教会新报》，于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转变为一份以报道新闻、评论时政、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周刊。方汉奇先生指出，《万国公报》之所以改版更名，“目的是为了影响和干预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洋务运动”[2]，这已为学界公认。但是《万国公报》除了详细报道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中外新闻，译介西学，从而起到传播洋务新知、开通社会风气、启迪士林思想等一般的报刊信息传播作用外，它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干预”洋务运动？它对洋务运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学界迄今鲜有论述。本文拟就此加以考察，以探索《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的历史联系。
《万国公报》之所以参与到洋务运动中，一方面是《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等“为了影响和干预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洋务运动”，将“洋务运动的发生看作是推进中国西方化的重要契机”。[3]另一方面，洋务运动则为《万国公报》提供了适时的议政话题和新兴的读者群体。一个理想的报刊议政话题，至少要具备四个要素：首先，是重要性，即该话题是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问题，能够引起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其次，是紧迫性，即它是当下亟须设法解决的紧要问题；再次，充满争议性，即它会在社会中引发激烈争议和热烈辩论；最后，内容的丰富性，即该话题能够持续地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描述和解释。而洋务运动恰好具备上述四大要素。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传统迈向现代的重大社会变化，是清政府为克服内忧外患的严峻态势而进行的救亡图存之举，围绕它的展开和发展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争论。它发轫于军事而在历时三十年之久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丰富，逐步涵盖外交、工矿、交通、通讯、教育等广阔的层面。因此，洋务运动是一个理想的报刊议政话题。[4]这个话题自然会吸引到大批的读者，洋务派官员自不必说，因为作为主持洋务运动的中央枢纽总理衙门，曾发布章程明文规定，洋务官员必须在日常工作中阅读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各种新报，以获取中外信息和情报，并定期向总理衙门汇报。“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按月咨报总理处”。[5]即使一些反对和攻击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官员，出于知己知彼的战略考量，为了避免“浮词人奏”，也在借助报刊了解有关洋务运动的消息。[6]同时，为了扩大该刊在清政府统治阶层中的影响力，林乐知也多处募集基金免费向清廷官员赠阅《万国公报》。如1881至1883年，伦敦基督教文献社及宗教小册会每年向《万国公报》捐100英镑，重印800份《万国公报》分发给清廷官员。[7]《万国公报》的读者群当然还包括一大批关注洋务运动和中国政治社会局势变化的民间人士，其中既有从中寻找商机的商人，又有热衷议政的知识分子。《万国公报》在其销售广告中自称“买观者除教会牧师、教士、教友先生外，上至督抚大人，下至别驾士商，无不争睹为快”[8]应当基本属实，不完全是为招揽读者的自吹自擂之词。
需要指出的是，《万国公报》实际刊行28年，按其所属关系和自身特点，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万国公报》（1874年—1883年）和复刊后的《万国公报》（1889—1907）。[9]与洋务运动发生深刻历史联系的主要是早期的《万国公报》。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时，洋务运动已进入尾声，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则主要参与到日益勃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中。[10]本文这里讨论的是早期《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的历史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