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译作述略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6 点击次数：563
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美英法日等外国人士，如罗素、纪德、斯诺、爱金生、秋田雨雀、泰戈尔等人士，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介绍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译作，为中国打开了一扇观察苏俄的新视窗。当时，不少中国人正是阅读到这些舶来的“苏俄通讯”后，才萌发去苏俄实地考察采访念头的。至今，中国新闻界对这块领域开垦不足，它们应该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关键词：“苏俄通讯”;苏俄;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丽娟，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 扬州 225009）。
【内容提要】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美英法日等外国人士，如罗素、纪德、斯诺、爱金生、秋田雨雀、泰戈尔等人士，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介绍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译作，为中国打开了一扇观察苏俄的新视窗。当时，不少中国人正是阅读到这些舶来的“苏俄通讯”后，才萌发去苏俄实地考察采访念头的。至今，中国新闻界对这块领域开垦不足，它们应该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关 键 词】“苏俄通讯”；苏俄；研究
通讯，原指利用邮寄形式发向报纸的新闻稿，它与消息构成媒体新闻报道最常用的两种体裁。本文所述的“苏俄通讯”，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共30年跨度的“苏俄通讯”。这30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采访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通讯类文章。这些通讯在当时中国国内相关报刊上发表，并在社会中造成一定的反响。同时，“苏俄通讯”内容还包涵这30年间美英法日等外国人士，如罗素、纪德、斯诺、爱金生、秋田雨雀等人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苏俄通讯”译作。当时不少国人正是阅读到这些舶来的“苏俄通讯”后，才萌发去苏俄实地考察采访念头的。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包括标明原始国国籍的译作和没有标明原始国国籍的译作两大类。
一、英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刊登一条北京《晨报》发行部的售书广告：晨报社丛书第一编、英国兰姆塞著、兼生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面世。广告中说：“俄国到底是甚么情形？这一个疑问，现在社会上稍为留心世界大势底（的）人，必定都会发生的。我们既然不能够亲到俄国去观察，那么只好择人家关于俄国底（的）著作来看看。英国兰姆塞所著底（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在西洋关于研究俄国底（的）著作之中，是最新、最详、最公平的。原书出版之后，大受欧美社会上底（的）欢迎。本报从前译登在第七版底（的）时候，读者也非常爱读。所以现在请兼生将原稿从（重）新修改一遍，末尾又加一篇很有价值底（的）附录。留心新俄国人请读罢！请读罢！[1]英国作家兰姆塞的《旅俄六周见闻记》，采用直译的方式，首先连载于1919年10月至11月的北京《晨报》，1920年4月15日作为晨报丛书第一编出版。从上述广告文字可见，中国人了解苏俄的动态，首先是从像《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这样国外“苏俄通讯”中得到。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件破天荒的大事，必然在当时世界占主体版图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引起极大的关注。但是因为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苏关系没有复交，中国对于苏俄的了解相当闭塞。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于是，数量较多的国外“苏俄通讯”，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被引进中国以飨读者。十月革命后，最早踏上苏俄土地的“苏俄通讯”作者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兰姆塞，比中国第一批赴俄的瞿秋白、俞颂华等人“破冰之旅”早一至两年的时间。他的《一九一九年旅俄六周见闻记》由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翻译并在晨报上发表，对中国读者了解草创时期的苏俄现实有较大的作用。
兰姆塞开启了英国人赴俄考察之途，但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引入到中国的英国“苏俄通讯”数量并不太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沈雁冰依据伦敦《国民》（Nation）周刊而翻译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2号。这篇通讯共6章，标题分别为：发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市镇与乡村、国际地位及列宁、杜（托）洛斯（茨）基和哥（高）尔基等。
罗素的游俄通讯在中国报刊发表不久，英国人威廉氏（R. Williams）著《俄罗斯的我观》（汉俊译刊于《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8卷第3号）也与中国读者见面。威廉氏是英国劳工代表团团员，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现实，驳斥了西方媒介对苏俄的“抹黑”，所谓苏俄的“凶暴”——实质上是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新形象。英国劳工代表团全方位的游记，对苏俄十年来的社会做了资料性质的记述。
英国“苏俄通讯”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井喷”现象。由胡愈之（笔名化鲁）译的葩勃曼（M. Farbma）《新俄国家主义的复活》在《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4号上发表。1931年，世界级剧作家、费边社领导人萧伯纳赴苏俄访问，通讯《萧伯讷（纳）赤俄旅行记》[2]第二年在中国出版。
其后，世界学术界泰斗级韦伯的“苏俄通讯”也被引入中国。1932年，费边社的创始人韦伯（旧译韦勃）夫妇到苏联访问，后来出版了《苏联印象记》。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印象很好，所作评价较为正面。此后，韦伯的《苏俄的现状》（平群译刊于《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与《苏联之现状及其将来》（陈石孚译刊于《时事类编》1936年第4卷第14期）分别与读者见面。
20世纪30年代其他传入中国的英国“苏俄通讯”还有Spaule. H的《少年苏俄的学校生活》（子鱼译刊于《教育旬刊》1934年第1卷创刊号）、A. Wicksteed（威克斯铁）的《莫斯科十年记》（杨懿熙译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0月版）[3]、L.Haden Guest的《莫斯科的今昔》（遂之译刊于《中学生》1936年第70期）、戴莱菲的《苏俄小遊记》（忙曎译刊于《论语》1937年第107期）、坎撒勒特（Victor Cazalet）的《苏联印象记》（翼民译刊《旅行杂志》1937年第11卷第11期）[4]、E. Hofmaier的《苏联通讯：漫谈苏联的职工会与职工的假期生活》（慕虹译刊于《职业生活》1939年第2卷第4期）等。从文章标题可见皆关涉苏俄教育、职工生活及城市建设方面的题材。
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被引入至中国的“苏俄通讯”主要集中于苏德战争结束后。这一时期，英国作者的“苏俄通讯”中已没有战火硝烟，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是一幅幅战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火热的图景。如坎脱勃里、詹森合著的《战后苏联印象记》，詹森的《苏联妇女生活面面观》、《新民主的苏维埃教育》、《保健事业在苏联》与H. J. Greenwall的《从莫斯科到基辅》[5]等通讯，在中国媒体版面上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