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拯救历史：由对“复线历史”的讨论思考新闻史研究方法
发布时间：2020-10-14 18:00:46 点击次数：236
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这一概念的理论前提与论证逻辑，讨论此概念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局限，以期在批判借鉴西方学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建构学科主体性、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提供方向。
关键词：复线历史;民族国家;历史语境;方法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杰琼，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北京 100048）。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这一概念的理论前提与论证逻辑，讨论此概念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局限，以期在批判借鉴西方学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建构学科主体性、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提供方向。
【关 键 词】复线历史；民族国家；历史语境；方法论
肇始于西方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自20世纪70年代起影响人文领域，不少学者逐渐接受如下观点，即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建构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与理解。在这股学术风潮的影响下，不少历史学者将研究焦点由史实转向了历史叙事，即历史的语言形式和叙述形式。
由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撰写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后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杜赞奇本人也被视为在中国和东亚研究中实践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杜氏在该书中对“民族国家”线性历史的挑战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复线历史”概念业已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并被视为丰富现有新闻史研究视阙的一种可能途径。[1]
如何评价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结构的挑战及其作为认识论、方法论工具“复线历史”的概念？本文通过对该问题的解析，尝试回应学界关注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等问题。
一、挑战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概念
杜赞奇的理论建构从挑战民族的概念开始，将我们视为自然的“民族”（不论是概念，还是认同）问题化，从民族概念的不稳定性、民族形成的偶然性和争议性等三个方面，向这个统一的、连续的历史主体提出挑战：第一，民族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第二，民族认同的含混性、变化性与可替代性；第三，民族利用“他者”建构自身的知识生产方式——民族是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并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其他群体或将其他群体边缘化的历史建构。[2]
在此基础上，杜氏明确了他对民族概念（及以此概念作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基本认知和主要态度：“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3]
为什么杜赞奇的理论建构以挑战“民族”概念为起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大背景，即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史学家和哲学家重新开始尝试从人世的角度解释历史，叙述体再次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要体裁。这种体裁需要有一个主体的存在。与此同时，历史的观念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产生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所谓的历史就是主体的历史，这个主体就是民族国家。研究者汪晖曾这样概括19世纪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叙述的特点，即“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是通过和其他叙述的对立构造出来的，所谓帝国和国家的叙述，就直接地表现了这个对抗。”[4]由此不难理解，杜赞奇以挑战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为任务的理论建构，其第一步必然从挑战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开始。
杜赞奇认为以民族为主体的线性的进化论的启蒙历史具有压抑性，即它为了摧毁和驯化“他者”，带来了极权与封闭。[5]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与韦伯的学说，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的批判，杜赞奇具体解析了启蒙理性的阴暗面和启蒙历史的压抑性。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杜氏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首先，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背后的进化论思想为19世纪晚期的整个殖民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其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关于历史、民族和种族的封闭的、相互定义的话语，其中民族合法性的惟一根据是这个种族是否能适应或推进历史的进步，也就是说从知识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分享了类似逻辑。
在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评的背景下，杜氏指出“现代帝国可以统治非民族国家这一命题并不纯粹是描述性的，它必须不断再生产，才能使民族国家的帝国统治名正言顺。”[6]这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无疑属于一个宏大的“殖民化”工程。
至此，我们能够基本理解杜赞奇为何将理论批判锋芒指向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在杜氏看来，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知识生产方式和主体建构的整个工程，都是继续在旧的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的格局及其等级之内运作的，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旨在批判的东西。杜赞奇在导论中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具体任务描述为“既要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又要从历史中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杜赞奇从揭示“民族”概念是一种“不稳定和偶然的关系”开始，向“民族”作为统一连续的历史主体的观念提出质疑，指出可以将民族历史看作像民族概念本身那样具有偶然性，向以民族作为主体的进化论的或目的论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的任务。
